最高法报告为何强调“残害妇女犯罪当判死刑判死刑”？全国政协委员沈开举：打击犯罪要依法

　　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作了工作报告。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在近两年的两高报告中，都着重关注了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今年最高法工作报告中更加措辞严厉地提出了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

　　此外，维护英烈权益、保护公民信息、杜绝“纸面服刑”、纠正冤假错案、妥善处理因疫情引发的企业纠纷，以及保护未成年人以及家长依法育儿等内容都成为今年两高报告关注的重点，甚至是近年来两高报告反复重审的重点。

　　那么，两高报告所涉及的这些重点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红星新闻记者就此专访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开举。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沈开举

　　两高报告都聚焦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解读：反映对打击侵害妇女儿童犯罪的坚定决心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准确贯彻死刑政策，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犯罪，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坚决维护法治权威。

　　在2022年的工作安排中，报告指出，要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保护。严惩性侵、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等犯罪，强化对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司法保障。

　　同时最高检工作报告也对此作出回应，检察机关配合公安机关持续开展“打拐”“团圆”行动，严惩拐卖人口犯罪，深挖历史积案。贯彻《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追诉拐卖人口犯罪将继续从严;同时与有关部门形成合力、综合整治，对收买、不解救、阻碍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坚决依法追诉、从严惩治。

　　对此，沈开举表示，一些案例暴露出拐卖妇女儿童，限制被拐卖者人身自由的情况仍然存在于一些地方。通过个案，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两高报告对这一方面的积极回应，反映出了两高对打击侵犯妇女儿童犯罪的坚定决心。同时，村委会、社区、街道等也应该在发现问题后积极处理积极报案。这是过去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现在更应该总结反思。

　　沈开举说，最高法工作报告提出对残害妇女儿童、老年人等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的犯罪，论罪当判死刑的，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这是一种态度，要对此类犯罪形成一种震慑。同时，对犯罪的打击一定要建立在依法的基础上，要考虑刑法怎么惩处，考虑情节和危害后果来定罪量刑，而不是一律判为死刑。

　　报告聚焦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追究刑事责任

　　解读：网络暴力应成为法治治理关键

　　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2021年人民法院严惩窃取倒卖身份证、通讯录、快递单、微信账号、患者信息等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上上升60.2%。人民法院认真贯彻个人信息保护法，依法打击治理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严惩利用恶意程序、钓鱼欺诈等形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审理“颜值检测”软件窃取个人信息案，惩治网络黑灰产业链犯罪。严惩通过非法侵入监控系统贩卖幼儿园、养老院实时监控数据的犯罪分子。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人民法院通过出台人脸识别司法解释，制止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乱象，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审理人脸识别第一案，明确人脸识别技术应用范围，守护公众重要生物识别信息安全。

　　最高检工作报告也提到，继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自诉转公诉后，检察机关起诉网络诽谤、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同比大幅上升，共起诉3436人，同比上升51.3%;发布公民人格权保护指导性案例，从严追诉网上散布他人不雅照、在酒店偷拍视频、非法出售业主信息等犯罪，办理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2000余件。

　　对此，沈开举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新类型的案件，网络一方面带给人们便利化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网络犯罪。盗窃倒卖通讯录、快递单、微信号、患者信息，甚至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洗钱等问题都曾广泛存在。需要法律起到规范作用。法律与犯罪现象是相伴而生的，有新的犯罪现象产生就有法律的与时俱进。

　　沈开举说：“去年审结相关案件4098件，同上上升60.2%。相信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人们对网络技术的应用，未来信息类犯罪会越来越多，这也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精力和技术综合治理。

　　对于“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追究刑事责任”，沈开举表示，网络暴力侮辱诽谤比前网络时代的侮辱诽谤危害更大。网络暴力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特别是法治治理的关键。

　　最高检报告强调对刑事错案启动追责

　　解读：有权就有责，用权要受监督，违法要问责，侵权要赔偿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终身追责”不是口号，“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不是口号。2021年，最高检对2018年以来改判纠正的246件刑事错案启动追责，“张玉环案”“张志超案”等错误关押十年以上的22件直接督办，从严追责问责511名检察人员，其中相关检察院班子成员134人，退休人员122人。

　　对此，沈开举表示，错案问责制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中，有权就有责，用权就要受监督，违法要问责，侵权要赔偿，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公权力机构以及人员在行使权力时造成他人合法权利的侵害，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赔偿责任。该国家工作人员由于受国家委托行使权力，个人也应当承担责任，涉嫌违法犯罪要追究法律责任。

　　“减假暂”案件倒查超过30年，杜绝纸面服刑

　　解读：有利于下一步监狱服刑工作正常化、法制化、规范化

　　最高法报告指出，全面排查1990年以来“减假暂”案件 1334.4万件，对有问题或瑕疵的5.9万件督促逐一整改。最高检报告指出，全面排查1990年以来办理的 1100万件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监督纠正3万件，查处徇私舞弊“减假暂”犯罪242人。

　　对此，沈开举表示，“减假暂”案件从1990年开始排查，等于已经倒查了超过30年。以“孙小果案”为例，一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出现类似案例。此类案件，是一种多环节的案件，往往牵涉人数较多，涉及公检法司。进行集中清查整治，有利于下一步监狱服刑工作进入正常化、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沈开举提出，希望这一项两高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也能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服务“六稳”、“六保”，对于涉企犯罪慎捕慎刑

　　解读：体现对企业严管厚爱

　　最高检工作报告提出，疫情多点散发，经济承压，更需以法治稳企业稳预期、保就业保民生。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3.4万人，同比基本持平。力防企业因案陷入困境，持续落实对企业负责人涉经营类犯罪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提出适用缓刑建议等检察政策;涉企等单位犯罪不起诉率38%，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

　　对此，沈开举表示，这显示出对于刑事检察政策的调整力度很大，其背景就是为了服务“六稳”、“六保”。但落实过程中需要企业做好合规承诺，切实整改，体现对企业的严管厚爱。同时监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好责任，行业也要做好自律。

　　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北京报道